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上)的论文

  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上)的论文

  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上)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时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1.27%。显然,这个简单的数字,决不仅仅表明我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是意味着一个曾经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从此步入论文联盟http://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历史阶段。然而,对于这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文明福音,怀有百年现代化纠结的国人,并没有显现我们曾经想象的释怀迹象。对此发表评论的多是社会学家,而且大多持有忧喜参半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一篇名为《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社会冲突将加剧?》的质疑文章,它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其中包含着政府拔苗助长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①如果我们搁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那么不能不承认,它从某个意义上折射出我国社会学家忧喜参半的深层原因。这里令我深思的问题是,文学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标志,似乎出现群体性的失语现象,而且这种失语并不是偶然的精神现象,你只要检视一下近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便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相比之下,西方作家自从19世纪开始,一直在质疑日益膨胀的现代都市:喜剧现实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商业城市的贪婪;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揭示了工业城市对人性的损害;后现代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后工业城市的洞见。Www.11665.cOm②长达两百多年的城市文学批判路径,由外在现实到内在自我;思想向度则从怀疑启蒙理性到质疑个人主义,再由自我危机发展到主体解消。可以说,阅读西方城市文学就是阅读西方现代文学史,而阅读西方文学史也是阅读西方现代思想史。从思想层面看,西方现代思想似乎经由文学城市批判抵达了自我消耗的终点;但从文化层面讲,西方文学的城市批判对于遏制某些社会危机滑向社会灾难,起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效应。我知道,中西现代城市文学并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为西方毕竟拥有三百年多年的现代城市历史,但是这种比较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尚有较大的表现空间。其实,无论我们对于现代城市抱有怎样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情感,整个城市化的社会趋势是无法遏止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一方面文学的城市想象及其人生思考,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关联,而我们当下的生活思考和价值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城市社会的将来。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有赖于文学的城市想象,因为文学在给予日益变化的当代城市以想象性表现的同时,城市文学的生活体验与人性思考,也会反过来促使文学思想的深化与文学形式的创新。这就是说,无论是文学想象与社会认知的关系,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我们都没有理由不重视文学的城市想象。为此,我想在梳理现代城市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检视既有的城市文学的经验和教训,思考其中的症结和可能的思维向度。一、当代城市文学的历史症结现代城市业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舞台。就文化创作而言,城市具有完备的生产体系、通畅的传播渠道和各种文化需求的群体,因而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英,可以说,现代城市孕育了现代文化。尽管中西现代文学具有较大差异,但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方面,总体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身处城市的作家,将关注目光投射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阐释自身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并提供认知城市的思考方式。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文学,虽然没有完整描述出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过程,但在相当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现代都市的社会影像。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新感觉派小说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验是那么贴切,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只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刻意模仿。这些作家对城市持有复杂的心态,他们笔下的城市既是诱惑又是陷阱:它一方面吸引来自各地的人,为他们提供更好地实现自我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方式也使人们产生莫名的焦虑。茅盾《子夜》试图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剖析城市,固然有偏见,但对当时上海各阶层的人生和心态,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和思索。还有张爱玲,从世俗人生的细微之处着眼,对城市特殊群体的人生和人性有着独到见解。相对上海而言,北平仅仅是个商业消费城市,现代工业的程度较低,但也有老舍创造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进退失据。这就是说,现代文学与城市社会基本上持有同步发展的态势。文学与城市的脱节发端于当代文学,究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在新中国主流文学话语的倡导下,前30年当代文学极力回避城市社会。我们习惯于为曾经作为主流话语的传统革命文学理论,贴上极左政治的标签,而忽视其中蕴藏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所谓的民粹主义,原指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60、70年代产生于俄国。当时一些怀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精英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因而有民粹派之称。由于在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上,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而现代革命文学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极力赞美乡村和推崇农民,试图通过村社乡土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社会主义。二是崇尚简朴而平等的清贫生活,憎恶尘世浮华和世俗享用,蔑视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重视分配而轻视生产。三是具有强烈的怨恨情绪,而这种破坏性的怨恨来自神圣的人民崇拜及其赎罪愿望,用弗兰克的话说,它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作为偶像来崇拜,并赋予了它以统治一切的神圣尊严与权力。③新中国的主流文学话语深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当代文学史在文学分类上基本上不是按照社会生活的空间,而是根据社会生产的行业来进行文学类别的,因而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文学等,却没有城市题材文学。当代文学史的经典,除了阐释新中国历史起源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和《红岩》等历史题材创作之外,主要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如《山乡巨变》、《创业史》及《三里湾》等。即使是表现城市社会,也常常把它作为具有腐蚀性威胁的社会空间。在《青年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部影响广泛的60年代电影中,城市似乎成为人性堕落的渊薮,与此相对的乡村和边疆,则是幸福人生和健康生命的福地;至于城市爱情与日常物质生活的追求,更是危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直到新时期,当代文学才纠正了对城市社会的偏见,重新接续现代文学与城市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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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而且主流文学话语也失去了一统江山的权威性,这为城市文学繁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文化契机,但是文学城市现实却出乎人们预料,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应有的思想启示和精神养料。其中问题的症结何在?从文学的外部关系讲,城市文学边缘化,显然来自市场经济的挤压与电子媒体的迅速崛起。至少就目前的文化态势来讲,红尘滚滚笼罩下的城市社会,使人们无法进入宁静的阅读情境,网络文化与图像文化也对纸质文学形成了致命的冲击。为此,不光是城市文学,就是整个纸质文学都在边缘化。尽管文学生产的数量依然较大,城市文学的书写源源不断,但读者的范围却越来越小,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微弱。从某种意义上,当代城市文学似乎总是生不逢世。从文学的内部关系讲,当代文学的自身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当代文坛获得批评界普遍认同的一线实力作家,大多对城市社会缺乏持续而专心的关注,如韩少功、张承志、张炜、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醒龙等等。他们毕竟成长于理想和浪漫的年代,同时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也强化了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因而他们的生命感受及其价值情感,似乎天然地契合乡村而疏离现代都市。他们的创作即使是涉及城市社会,也充满偏见。贾平凹的《废都》,把拯救城市社会人欲横流的希望,寄托于乡村乌托邦。其实,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实存的生活空间,而是经过情绪过滤的记忆性故乡。我们不难发现, 这批上世纪50年代生的大多数作家,尽管生活在城市,但是审美视域的重心依然在乡村,似乎越是贴近大地的泥土,越是符合自然人性,因而表现危机的乡村和苦难的乡民,成为不证自明的道德优越感的标识。当然,这其中的奥秘,除了创作观念和实践中的伦理意图与道德情怀之外,还有他们面对急剧变幻的城市生活,缺乏理性的把握和心理的自信。与此同时,一批道德理想主义批评家,关于城市文学的批评过于苛责,缺乏自由的心态和理性精神。他们自以为是地站在自设的道德理想主义高地,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如90年代对于何顿、朱文、卫慧、棉棉等城市文学作家的批评,就有不少道德民兵式的批判。总之,当代文学前30年,主要是客观上不具备城市写作的思想文化条件;近20年则主要是文学知识分子主观上对于城市的快速扩张,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自觉的理性意识,因而整体上滞后于城市现实。对此,我想说的是,对于城市文学明显落后现实的某些外部原因,我们无须怨天尤人,文化转型该变化的就得变化,文学担当该承受的也得承受,这就是城市文学的宿命。况且,城市文学的现实和前景,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从文学的内部关系来说,我们更不是无所作为的,新生代作家城市书写的社会现实与个体生命体验,业已接近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宗法社会的文化情结与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无形地阻碍着我们贴近文学城市,我们似乎至今还没有清醒意识到文学城市想象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城市化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明标志,城市社会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不管文明的未来是兴旺还是毁灭,那么城市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索。虽然我们不敢说当代文学的命运将取决于城市文学的发展,但是可以说,当代文学的重心注定要从乡村转向城市,因为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文学的传播与阅读,以及国民的文学教育,都越来越依赖于发展着的城市社会。二、当代城市文学的现状辨析近20年我国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远远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同时,因为城市扩张规模和变化速度导致的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也超乎我们既有的生活经验和理性限度。因此,当代文学难以全面与深入地表现城市社会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形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我们悉心梳理近20年的城市文学,不难发现,虽然它们还来不及参透城市社会的巨变,没有创作出足以影响社会的鸿篇巨制,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庸。凭心而论,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表现形式,它们都全面超过以往文学史的城市想象。为了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我想就自己有限的阅读视野,对90年代以来的城市小说进行梳理和辨析。需要说明的,本文主要是通过阐释现代都市知识分子形象,来辨析城市文学的地形图。这不仅是因为篇幅限定的缘故,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知识分子作为城市社会的代表性群体,对于变化着的城市现实,拥有较为敏感的外在印象、丰富的内在感受和较为深刻的理性思索。首先是沉浮在金钱与权力漩涡中的知识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尚是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新启蒙时代,城市作为一个文明的象征,寄托着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愿景。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强调理性和技术力量的启蒙思想,实质上是把城市作为控制自然以获取财产的手段。④进入90年代后,城市在闪烁诱人的繁华之光的同时,显现人们不曾意料的诡异特性,它将多少年来传统文化刻意压抑的人的贪欲本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93年何顿连续发表《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和《弟弟你好》等小说,引起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以写实的方式,真实呈现出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粗鄙现实。小说的主人公原本都是中小学教师,因为不堪卑微人生的生存困境,投身市场经济的激流。尽管混乱的市场充满了各种风险,也无法动摇他们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人生目标。利益追求既盛行于恶劣的环境之中,也隐匿于充满欲望的个体身上,两者一旦相遇便相互激化,加速了人性的堕落。深陷其中的人既显现出勃兴的生命活力,也诱发出自私的动物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都市既显现出诱人论文联盟http://的魅力又是无情的人性陷阱。由于经济市场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前市场经济的权力仍然在城市社会起着主导作用,并且与市场经济的金钱暗通款曲。完全可以想象,一旦恺撒既有权力又有金钱,并且缺乏民主政治的体度制约,那么腐败也就应运而生,社会运行的秩序难免混乱。同时,在社会失序的重负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破碎。201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官场沉浮故事。主人公池大为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步丧失自我,由一个清高的学者蜕变为成功的官员。这里显示的权力诡异之处,在于它的隐形特质,你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明确感觉到它的无处不在,而且法力无边,但又无迹可寻。其实,世俗权力本身并不神秘,神秘的是权力面纱后面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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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叙事视角置于外在现实还是内在个体,上述小说的共同特征在于,创作主体极力压抑生活意义的意向,简化人性的复杂性,把人物性格限定在行为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范围。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丧失了终极价值关怀,缺乏内在的理性主体和道德反思,在严酷的现实中或者为了摆脱清贫的困境,或者为了维持个人与社论文联盟http://会的有机联系,屈服于金钱和权力。这些小说试图表明,作为城市法则的金钱和权力,统治了城市社会及其人际关系,也规定了人的行为动机,从而构成铜墙铁壁一般的现实。在这个坚硬而庞大的城市社会中,个人无力无能也无奈,只能在浊世中随波逐流;体现城市社会法则的金钱和权力,由此显示出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次是漂浮在陌生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90年代上半期,60年代生的作家群体浮出水面,这些被命名为新生代的作家群,以韩东、邱华栋、朱文、鲁羊等为代表。他们以个体书写的方式,表述自身城市生活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应该说,他们是最接近本雅明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又一代波希米来人,即在城市中漂浮,心存诗意却被时代抛在后面的现代人。⑤其实,对于日新月异的城市,他们并不像上一代知青作家那样抱有偏见,而是爱恨交集。面对城市这个陌生的庞大空间,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兴奋而失落的震惊体验,以及被物质主义激发出来的欲望与焦虑。邱华栋《环境戏剧人》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是:远处,国际饭店、鸿基大厦和其他高楼直逼我的视线,让我有一种推倒积木似的强烈愿望想推倒它们,因为它们给了我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我现在仍然感到这座带给我激情和梦想的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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