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还是失败——《逃离》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成功还是失败——《逃离》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刘家妠

  摘 要:著名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在作品《逃离》中以逃离为主题分别用八个故事讲述了几位女主角出于不同目的而出逃的故事。门罗不仅用独到的眼光捕捉了女性群体的困苦与迷茫,更将视野置于伦理、人性、责任等更为广阔的方面,以其细腻入微的文字,激发读者去思考与判断。本文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从斯芬克斯因子、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方面分析和探讨卡拉与格雷斯两位女主人公的出逃成功与否,并由此展开思考。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关键词:逃离 文学伦理学 爱丽丝·门罗 斯芬克斯因子 伦理身份

  爱丽丝·门罗(1931- )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也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门罗的小说中,她始终不渝地描绘平民小镇生活的画卷,将生命等严肃的主题艺术地蕴含在朴实无华的文字之中。作家休·加纳曾评价道:“从事写作的人比比皆是,可是真正的艺术家太少了,简直很难找到。爱丽丝门罗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傅俊295)《逃离》(爱丽丝·门罗2004)使门罗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大奖吉勒奖,评委一致认为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小说中,门罗以逃离为主题讲述了几位女主角出逃的故事。她们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逃离的目的、方式以及结果都不尽相同。本文选取的两个故事是《逃离》和《激情》。《逃离》中卡拉的出逃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而《激情》中的格雷斯不假思索地轻易逃离了唾手可得的婚姻。卡拉的逃离是失败的吗?格雷斯的逃离是成功的吗?本文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从斯芬克斯因子、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方面分析和探讨卡拉与格雷斯两位女主人公的出逃成功与否这一具有争议的话题,并由此展开关于伦理、责任、道德等方面的思考。

  一、卡拉“失败”的逃离

  卡拉在年轻时因为一时的冲动嫁给了驯马师克拉克,抛弃了或者说逃离了和父母一起的生活。然而,卡拉现在的生活并不如意:丈夫克拉克脾气十分暴躁;婚前偶尔的浪漫变成了浪费;天气太差导致生意惨淡;丈夫为了钱打算去勒索贾米森太太……所有的一切都压抑着卡拉,尤其是在给予她心灵慰藉的小羊不知所踪之后,卡拉萌生了逃离的想法,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爱丽丝·门罗22)。但是,在逃离之旅即将开始之时,卡拉却陷入了恐惧与矛盾之中,终于在汽车开动之前下了车,回到了克拉克身边,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卡拉的出逃计划“胎死”了。从表面上看,卡拉的出逃是失败的,充分展示了她的懦弱和犹豫不决,一定程度上还暴露了女性在两性中受到的压迫以及无法摆脱的痛苦现状。然而,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我们又会发现另一种隐藏在男女两性对立之外的东西——身为成熟的成年人,卡拉清晰的理性意识。这也为卡拉的选择做出了解释。

  卡拉的故事中出现了两次逃离——逃离自己的父母以及逃离现在的丈夫。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年轻冲动,仅凭着一时的激情就和把家庭视为“血液中的毒素”(28)的男人私奔。这就牵涉到了文学伦理学中“斯芬克斯因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5)的问题。“所谓的‘斯芬克斯因子’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5)。人性因子的具体表现就是人的理智,兽性因子的具体表现就是人身上的自由意志。“由于理性意志能够控制自由意志,非理性的意志能够得到引导和约束,因此人能够成为有理性的”(9)。后来回忆起年轻时的出逃,她自己也表示“那只是性方面的问题”(27),还有母亲的那句“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33),都说明了卡拉当时的决定并非是理性的。因此,不难看出,在做出逃离父母,逃离原来的生活这个决定的时候,卡拉让身体中主掌欲望的非理性意识——性——占胜了理智的理性意识,所以做出了非理性的决定。而这个非理性的决定所带给卡拉的这段婚姻的幸与不幸之处,门罗也用淡然文笔,将之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小说中主要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卡拉的第二次出逃上。卡拉并不是无助的,但是在西尔维娅提供给了卡拉资金和精神的帮助之后,卡拉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慌乱——“她慌乱的程度恐怕比西尔维娅认识到的要强烈的多”(27)。在大巴车上,卡拉回想起了至今的人生轨迹,回想起了她的“把一切都扔在了身后”(32)的第一次出逃,想起了她曾经要的“真实的生活”,想起了母亲对她说的“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33)。随着这些回忆,卡拉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因为她意识到了她这次不能轻易地逃离,因为对于未知的那个生活她“并不能融入其间”(34),并且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一个位置”(34)。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挣扎之后,她走下了车,拨通了克拉克的电话。从理性意识与自由意识的视角去考虑,卡拉做出的这个放弃出逃的决定明显地比第一次不顾一切的出逃理性得多,这是她的理性意识控制自由意识以后所作出的理智的决定。相比之下,在她的第一次出逃中,克拉克是她的“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当俘虏”(32),她不需要思考也没有任何的主控权。而第二次的逃离,无论是关于未来还是现在,掌控权都在卡拉自己的手上,即使最终她放弃了逃离,那也是经过思虑之后所做的理性的决定,与第一次出逃的性质天差地别。

  除却“斯芬克斯因子”的因素之外,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上也能够解释卡拉做出的选择。门罗在描述卡拉和克拉克的生活时,将卡拉父母的内容悄然隐去,而卡拉本身也没有儿女,这就是说,卡拉在现在的生活中,除了身为妻子的伦理角色以外,其他的伦理角色一片空白。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伴随着第一次出逃,卡拉放弃了身为女儿的伦理身份,换上了身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卡拉的第二次出逃,实质上是抛弃身为妻子的伦理身份的一次出逃。这次,卡拉面临着放弃她仅剩的伦理身份这一危险,这让卡拉感觉到恐惧。于是她想到“等到逃离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34)。如果有能取代克拉克位置的人或物,那么她就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伦理身份,让她不至于迷失在一个“她并不能融入其间”的未知的未来里面。因此,在考虑到自己身为妻子的伦理身份以及逃离成功后可能缺失这种伦理身份之后,卡拉做出了决定——放弃逃离,回归原来的生活。

  二、格雷斯“成功”的逃离

  《激情》中,出身贫寒的格雷斯和家境优渥的青年莫里恋爱。莫里以及家人都和格雷斯相处融洽。在两人谈婚论嫁之际,格雷斯却和莫里的哥哥——和自己只有一面之缘的尼尔出逃。两人的出逃虽然短暂,但却给两人的命运带来了极大的变动——尼尔死亡,格雷斯和莫里的关系也随之结束。乍一看,格雷斯的逃离显然是成功的,她和尼尔一拍即合地就开车出发,绕开了所有的人,包括来医院找她的未婚夫莫里,度过了只属于两个人的短暂时光。最终,尼尔逃离了他的生活,格雷斯也逃离了她的婚姻。或许格雷斯会被当做女性追求自由的新宠而被歌颂,但是,这次逃离真的是在正常情况下的理智的格雷斯所选择的么?是符合人伦的么?若是通过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在尼尔和格雷斯走出医院,格雷斯坐在尼尔的车上的时候,她感到有一扇门无声地在自己身后关上了。被关上的这个无声之门就是格雷斯的理智之门,门关上之后,她“发出一波又一波的默许,至于其他那些人的权利,那就干脆毫不踟蹰地被置之脑后了”(195)。于是,格雷斯就犹如当年的卡拉一般,什么也不多加思考地“把自己设想为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196)。让身边的尼尔掌控自己,而自己则沉迷于自己涌动的欲望之中,让“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聂珍钊自选集》8)的自由意志打败了体现人性因子的理性意志。“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聂珍钊自选集》9)。她沉迷于动物性的本能还表现在对于尼尔的吻的强烈反应上。由于失去了理性意志,她的动物性的本能被扩大化了,她觉得尼尔的吻“撼动”着她,“使她听到的不是他在说着的那个内容,而是他的声音本身”(198)。那么在这个时刻,失去了理性的格雷斯所作出的这个出逃的决定显然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或者说一个“正常人”所作出的决定。

  格雷斯为什么会在莫里找上来的时候轻易地让自己的理性消失呢?这就涉及到了人物的伦理身份问题。人物的伦理身份会对人物所作的决定和最终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激情》中,格雷斯从小母亲去世,父亲被驱逐,她和她的舅公舅婆住在一起,但是她却细心地将“家”这个字与“舅公舅婆家”分别开来(185),这即是说格雷斯从小失去了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哪怕在舅公舅婆的照顾下,仍然存在着作为女儿这个伦理身份的缺失问题。和莫里接触之后,格雷斯发现居然对莫里的家人“一见钟情”了:“她一下子就喜欢上特拉弗斯太太了。就跟莫里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一样”(178)。在和莫里家人接触的过程中,格雷斯找到了长久缺失的女儿的伦理身份,因为知道拒绝和莫里的婚姻,自己可能会失去这种身份,所以格雷斯并不是很爱莫里却没有拒绝莫里,只是对于自己和莫里的婚姻保持一种“既不质疑也不反驳”(185)的模糊态度,并且在内心认为,和莫里结婚是对“一种对自己的背叛”(203)。因为格雷斯并不爱莫里,也没有接受即将成为莫里妻子的这种伦理身份,所以她纵容自己的理性消失,跟着尼尔离开。在和尼尔的交谈过程中,她也说出了她不是他的弟妹,连未来的弟妹也不是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给自己可能触犯的乱伦罪——和丈夫的哥哥发生接触——找一个借口。格雷斯对自己这种伦理身份的刻意忽视,实则也是她道德失范的一种表现。

  在这次出逃中,尼尔的伦理身份的变化也对格雷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尼尔开车掌控着两人的行进路线,就是以一种“权力者”与“长者”的身份凌驾于格雷斯的地位之上,而后,他又变换了身份,以“导师”的身份教格雷斯开车,让格雷斯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只有在尼尔醉酒睡着之后,格雷斯真正的理性意识才逐渐地显现出来。她发现,这不是激情,不是燃烧,“根本就是一场儿戏”(206),她在这场儿戏一般的逃离中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逃开,“她所见到的是一个终结”(206)。恢复了理性意识之后的格雷斯开始掌控全局,她和尼尔的身份做了调换——她成了车的驾驶者、掌控者,而尼尔沉睡不醒,任由她操控。最终,在一个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的拥抱之后,尼尔离开了。格雷斯也结束了这场短暂的逃离。

  三、成功还是失败?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卡拉和格雷斯的逃离,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但是从伦理道德和故事结局所体现出的道德教诲方面来审视这两人的逃离,卡拉的这次“出逃”其实是成功的,而格雷斯的出逃却是失败了。

  在第二次出逃过程中,卡拉理智地分析了她出逃之后的未来,发现和第一次一样,并不能带给自己想要的“真实的生活”,于是果断下车,回到了丈夫的身边。这不仅让自己回归了理性,同时也坚守了身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和责任。从结局上来看,通过这次出逃,克拉克和她的关系得到了明显地改善。克拉克意识到了妻子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我读到你的字条时,就像五脏六腑一下子全给掏空了。真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走了,我就会觉得身体里什么都没有留下了”(43)。实际上,克拉克承认的这种感觉和卡拉在大巴车上想象失去克拉克时的空虚感是一种心有灵犀。回归之后的卡拉发现生活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经济上的拮据也随着好天气的到来慢慢缓解,克拉克对她也变得温柔起来,走失的小山羊也在她回家的晚上神秘地出现……很显然,卡拉逃离的过程并不成功但是出逃的目的其实是达到了。

  而格雷斯,她的逃离不能算是成功的。的确,从表面上看,她从出逃到结束都一气呵成,毫无阻碍,但是她却没有从这场逃离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尼尔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自己这场逃离,而活着的她却终于发现无处可逃,就犹如她在逃离的途中所感悟到的那样,“她知道所有的一切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206)。短暂的逃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时还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故事的结尾,莫里的父亲来看望她,虽然“没有表现出不友好”,但是从格雷斯与未婚夫哥哥的这场道德失范的出逃上来看,莫里一家是不会再接纳她了。她再次失去了身为女儿的伦理身份,还失去了潜在的成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回归到了孑然一身的孤独状态。相对于卡拉的有所获得,格雷斯除了一张冰冷的支票以外一无所有,就连最后她发出的感叹——觉得这笔钱能够给她一个“新的开端”,也散发着淡淡的无奈和自嘲。

  无论逃离是成功还是失败,门罗的小说所蕴含的意义都不只局限于故事情节本身。“门罗的小说常常强调不确定性;在她的小说中,她所省略未写的和她写出来的同等重要,为阅读制造出某种悬念和神秘感,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探究式事实真相的好奇心”(傅俊296)。通过逃离这一系列的故事,门罗表现出来的实则是一种引导和教诲。正如文学伦理学所称,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聂珍钊自选集8)。除却之前通过分析得到的理性意识与自由意识的冲突以及伦理身份与伦理责任之外,门罗的生活哲理也透过两个主人公的选择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逃离》的结尾,卡拉回归到了原来的生活,虽然这仍是一个有缺憾的生活。然而,什么又是她声称的“真实的生活”呢?卡拉现在的生活是在为了第一次错误的选择承担后果,这是不能够逃避的,也是无法逃离的。而如果持续不断地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毫无疑问,最后要承担的人也只能是卡拉自己。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卡拉想必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回归自己的家。虽然最后,她仍然会感受到想要再次“逃离”的这种不安和躁动,但是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努力地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着责任。同样,在《激情》中,格雷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自由意志控制自己做出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她在最后的关头却选择了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这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面对着莫里自欺欺人一般地原谅——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格雷斯却坦白是她自愿去的(209)。如果说格雷斯的逃离是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么她唯一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最后没有逃避这次逃离的后果。

  “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永恒的, 后人总能够从它身上获得新的启示“(张杰、刘增美141)。毫无疑问,门罗的作品中总是能够给人启示,但是门罗却从不刻意地去引导读者附和她的观点。在一次采访中,门罗表示,她并不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人,如果读者能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享受,她并不刻意地在乎读者是否得到了启示(转自新京报)。这也和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不谋而合:“问题是在引导读者回答,道德判断和结论则是直接灌输给读者的”(142)。以一种无形地引导而不是刻意地灌输的方式,爱丽丝·门罗通过她朴实无华又发人深省的文字触动了一位又一位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从其中获得领悟和生命中的正能量。

  注释:

  [1]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于李文俊译,爱丽丝·门罗:《逃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文中只标注页码。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参考文献:

  [1]傅俊,严志军,严又萍.加拿大文学简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01):12-22.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聂珍钊自选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张杰,刘增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7,(5):137-143.

  [6]吴永熹,江楠,柏琳译,斯蒂芬·阿斯伯格,爱丽丝·门罗.爱丽丝·门罗:在她自己的文字里[N].新京报,2013-12-11.

  (刘家妠 广州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5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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