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三个“还原”

  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三个“还原”

  张自华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裸体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呻吟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淫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2]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淫。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淫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淫乱。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

  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3]”,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

  《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4]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淫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5]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

  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6],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

  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35卷):482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贵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册76卷):3493.

  [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6卷):4705.

  [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7卷):4717.

  [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6](宋)吕祖谦.宋文鉴(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张自华 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5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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