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的论文

  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的论文

  摘要: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

  关键词:易代小说:流变:兴废 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易代小说自元末明初至清中叶,大致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这种发展轨迹,与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际、清初中叶的历史时期相适应。 一、元末明初 在元末明初的乱世环境中诞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东汉末至西晋、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这三个著名的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且重点突出了汉末三国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递嬗。在易代兴废的主题中,《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着眼于统一王朝的崩溃,如《三国演义》始于东汉的“亡”、经历了近百年的大混战,形成了三国定鼎的格局,但纷争仍未停止,最终三家归晋,天下一统。Www.11665.COm但这种一统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弥补整部小说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剧氛围。《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虽然不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强烈。但毫无疑问,“拥刘贬曹”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还是就皇室血统而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无疑成为拯救大汉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汉也被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因此,从历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汉止,汉末三国的易代就已经演述完毕,但从小说的具体处理而言,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蜀汉的君臣还在为兴复汉室进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到刘禅的最后投降,大汉王朝才真正灭亡。因此,虽然三家归晋,天下从此结束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结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 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离析,梁、唐、晋、汉、周如同“传邮”般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在描述此段历史时,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视为大唐王朝的延续,真正的唐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后唐的灭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灭亡已是五十回。写完了后唐的灭亡(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唐王朝的灭亡)后,作者仅仅用了十回篇幅分别写了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赵匡胤建宋。因此,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兴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却在唐之覆亡,这个“唐”不单纯指大唐王朝,还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毕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仅草草了事。 《隋唐两朝志传》虽日两朝演义,实际上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展现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图。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记唐高宗至僖宗数朝历史,因此褚人获批评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而孙楷第更是推测此数回内容“当即万历间商贾所为”。九十一回之前的内容,也非仅为李唐一方,小说家在重点突出李渊、李世民的同时,对其他乱世豪杰着墨也不少。因而欧阳健评价说:“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但这种“废”“兴”的重心在“废”而不是“兴”,与《英烈传》等开国建朝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 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说,整体展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易代画卷,在兴废的递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突出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 二、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 此时期社会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社会政治出现了许多危机,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满族势力的潜长等。这些民族矛盾对明代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对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撼动其政权和损伤其汉民族的尊严。又如政治危机加深:刘瑾乱政、武宗昏聩、宁王叛乱、世宗不理朝政、严嵩专权、万历怠政、朝野党争日渐激烈等。这些问题确实也危机了中央政权。但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稳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使其顷刻崩溃而覆亡。虽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但普通民众仍然沉静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气象之中。 在这种“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出现的易代小说,凸显的是开国帝王的赫赫功勋,而不重视旧王朝的覆亡。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乃郭勋编撰(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写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学创作,而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载有此事,兹不赘述。郭勋的目的在于称颂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庙。因此,此书的读者或者听众是当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勋在此书中大肆称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勋。但从易代小说的流变而言,《皇明开运英武传》成为一个信号或标志,即易代小说对于易代的书写,已经从重旧王朝之覆亡转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从重“废”转移到重“兴”。继它之后的易代小说几乎都以开国建朝为主题。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重点演义李世民君臣开大唐基业事,其内容与《隋唐两朝志传》大体相同,但编撰心态则异。《隋唐两朝志传》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写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杨玄感等人相继起兵。而《唐书志传》则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接着录下了此篇总结隋覆亡的长诗。此诗《隋唐两朝志传》也有,但并未有“单揭唐创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国开篇,一开国开篇、且强调“揭唐创立之有由”,二书的编撰目的大体已定。而《大唐秦王词话》更是歌颂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勋,因而称“秦王演义传”。《南宋志传》叙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几乎就是接《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后唐覆亡而来。虽大体演述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可叫五代史志传或五代演义,但约一半以上写赵匡胤的故事,一直写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传》主要叙述的是大宋开国的历史。《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演西汉之开国及其东汉之中兴,《西汉通俗演义》主要“发明楚汉相争事”,《东汉通俗演义》则主要敷演刘秀二十八宿中兴东汉的故事。因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的总体倾向,就是注重新兴王朝之开国,而不在意旧王朝之覆亡。这种倾向,自然消解了浓烈的兴亡之感,更少亡国之音。 当然,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倾向虽相似,前后期的创作心态则不同。具体而言,嘉靖时期至万历前期(万历二十年),小说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发自内心地讴歌开国君臣(尤其是明王朝的定鼎者)的英雄业绩;万历后期,小说家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借历史上的开国中兴帝王以警醒当朝。表达王朝中兴之梦。 三、明清鼎革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朝) “世道之变,文亦因之。”天启以前,国家内乱不止,但彼时国家还未到覆亡的时刻,亡国的危机主要被部分有识之士所察觉,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主要借历代开国中兴故事来表达中兴之梦,以此激励或劝诫当局。但至天启、崇祯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国势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势。此时期的散文诗歌,多以救亡怀故为主题,即郭预衡先生所称的“易代之文”、“易代学人之文”。 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不再沉湎于开国中兴之梦,开始直接面对王朝之覆亡。小说家起初仅借历史上著名的亡国史事,来表达一种亡国的情绪。接着,明清鼎革时事成为易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家出于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怨恨、仇视,因而编撰了剿闯系列小说;满清铁骑的恶行,又促使了《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等作品的产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作品问世。

  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小说,包括《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些小说都有浓厚的亡国之音,如《隋炀帝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俾风化者岂鲜哉!”委蛇居士也认为作者之意在:“要知极张阿摩之侈政,以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作者开篇则感叹隋炀帝将一座锦绣江山、金汤社稷,为了两堤杨柳、几只龙舟丧尽。而《隋史遗文》同样充满着强烈的借隋炀帝亡国事以讽喻时事的特点。如:“官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说苑囿,不过是略取点缀,可以适情而已,着甚要紧。定要移山换水,迭异徵奇。初时把一块荒榛衰草之地,变换作锦绣园林。到后来锦绣园林,仍旧还做了荒榛衰草。一段乾忙,许多花费,都在那里。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产,成得一两座亭馆;毁了多少田园,成得一两座池台;多少人儿啼女哭,博得个一院笙歌;多少人百结悬鹑,博得个满身罗绮;多少人鸠形枵腹,博得个食前方丈。却只是侈心不歇,这便是真正大痴人了。” 一类为时事小说,包括《剿闯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全传》、《末明忠烈奇书演传》、《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樵史通俗演义》。这些小说较之“历史”小说更充满了强烈的亡国情绪。大明覆亡、崇祯自杀,在小说家看来,是“壬申三月之变,天摧地裂,日月无光。”悲恸之余,他们哀叹道:“呜呼!痛哉!以亘古未有之奇祸,加于明朝;以三百年无缺之金瓯,堕于彼贼。诚使天崩地裂,鬼泣神号,异兆臣民,无依无怙。”小说家写魏忠贤误国事,是“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对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罪魁祸首李自成、张献忠等更是深恶痛绝,于是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国家之事,下不与谋。天不共戴,则除凶雪耻之心同;事不与谋,则愤时忧世之情郁。于是乎闻贼之盛则怒,闻有绌首拜贼之人则愈怒;闻贼之衰则喜,闻有奋气剿贼之人则愈喜。怒则眦裂发竖,恨不得挺剑而椹其胸;喜则振足扬眉,恨不得执鞭而佐其役。”面对清兵大肆屠杀的暴行,小说家表现了无奈与屈辱,因而曰“满洲服饰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而对于其中的失节之人,则更是嗤之以鼻,大加嘲讽,如题《西江月》词骂钱谦益降清:“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海角遗编》第三回)对于南明政权,无疑又寄托了中兴之梦,因此曰“今日商盘再奠,汉鼎重光,必至诚深求,大创一番。”而最终中兴无望,成为遗民的小说家选择了“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的生活,虽然“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失,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兴亡之感又岂能转瞬即逝? 综上所述,此时期易代小说普遍具有强烈的亡国情绪,不论是明亡之前的殷商之鉴、隋之教训,还是亡国具体画面的再现,亦或是亡国后的悲恸与反思,都蕴涵着亲历易代的士人痛入骨髓的悲哀。同时,这种悲哀随着大清王朝的定鼎,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抑制,甚至有对新王朝的接受与歌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康熙年间,影响了易代小说第四阶段的创作。 四、清初中叶(康熙至嘉庆朝) 此时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康熙年间,一是雍乾之后。 顺治初年到康熙中叶,是清朝统治比较宽松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一些著名的抗清遗民并未加以惩治,如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未加禁锢;对于征召不至者,也未加治罪。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些遗民学者,讲学著书,“众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鲁迅语),也无甚顾忌。一般文人的言论著作,也比较自由。因此,康熙年间的易代小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崇祯、顺治年间的易代之思。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定本、褚人获《隋唐演义》等。这些小说,无疑延续了前一时期小说对兴亡的感慨,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小说家对易代兴亡的感慨逐渐不如前一时期的深切与强烈,而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理性思考。如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的《隋唐演义》虽然素材还是以往的素材,但作者却已在此间充入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且认为隋唐两朝的覆亡根源是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轮回。 康熙后期,一方面明末遗民大都自然消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通过镇压、羁縻的双重策略,加大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南山集》一案,对于一代文章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名世之死,可为鉴戒;更因为方苞被赦,可为楷模。”雍正统治其间,文字狱迭兴,其政令之严,也甚于前代帝王。乾隆为政,颇似康熙,在位其间,文治武功,号称极盛。通过这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清王朝也迎来了它的“康乾盛世”。如此盛世光景,势必增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感,也势必催生盛世之文。因此,饱含沧桑感慨的易代文学逐渐不合时宜,《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以《外史》触时忌”,搬演“儿女之情”、“兴亡之感”的洪升、孔尚任也相继被黜,易代小说也逐渐走向衰弱。正如陆机《辩亡论·下》所说:“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字,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盛世光景下仅有的易代小说的主题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即开始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清中叶(主要是乾隆朝)的历史小说“不再像人清不久时的作品主要是在抒发亡国之痛,而是着重渲染开国之兴,歌颂唐宗宋祖等应天顺人,澄清海宇而得有天下的‘真命天子’。”这类作品以《飞龙全传》为代表,此书敷演宋太祖赵匡胤怎样由“潜龙”变成“飞龙”的过程,歌颂的是赵匡胤的侠义风范以及为开创大宋天下,还民以太平的赫赫功勋。虽然此书寄托了作者的“郁结之思”,但这种“郁结”主要体现为对世道人情的感慨与个人的失意,而不是亡国之悲。《北史演义》叙事自北魏末年始,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其中尤其突出北齐的立国故事以及北齐的开国帝王高欢。这些小说从素材而言,无疑都有亡国之要素,然而,小说家无一例外都忽略了此要素,而看重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作品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气,而无王朝覆亡的感伤。 纵观元明清朝的易代小说,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废”——“兴”——“废”——“兴”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些抒发浓烈兴亡感或亡国之音的作品,是易代小说的代表;而歌颂真命天子定鼎寰宇的易代小说,则更多地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其艺术感染力也难以望前者之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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